“公司成立了，9个人，准备8月份拿地，想建板式楼，90平米两室和120平米三室，工程30个月，高层，20多层，150多户，已筹到100多户……”
    电话中，刘革学的声音显得有些累。近一段时间，接待媒体，筹建董事会，制定各种章程并反复修改细节，与地产商、土地中心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事务所、银行等各个部门接洽，开会，在博客上发各种“公告”、“通告”、“声明”、“通知”，向合作者报告进度、尽可能回答质疑、以及反击一些不友好的“搅局”，这些成了刘革学每天“工作”外的工作。这样的日子始于2006年底，而以前上上班、看看书、写写文章的“小公务员”生活也从那时起，被彻底改变了。而这一切，仅仅源于一个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不久的概念：个人合作建房。

   “个人”、“集资”、“合作购房”，刘革学不喜欢这类字眼——“集资”，有非法集资之嫌；不是“合作购房”，是“建房”，不然怎么会以成本价销售？不要以“个人”名义，要用“家园合作建房组织”。刘革学一遍一遍地澄清，他“承受的压力已经够大的”，不希望别人“误读误解误导”。但事态的发展，总不自觉地让媒体和公众产生这样那样的理解。半年来，“合作建房”影响和舆论的发展之快，是刘革学当初始料未及的。
   2006年底，深圳个人合作建房组织成功购得两栋成品房；同样是2006年底，温州个人合作建房者成功拿到土地。还是2006年底，刘革学和他们的“家园合作建房组织”在天津“揭竿而起”。
   这看似的巧合中，有一股彼此支撑的力量。刘革学说：“深圳、温州合作建房者取得的成功使我很兴奋，我也认识一些熟悉房地产开发、土地市场、法律、金融的朋友，大家在一起聚会时常常谈起合作建房的事情，聊着聊着便萌发了在天津搞合作建房的念头。” 当然，刘革学当初最直接的动因是：“房价太贵了，我也想改善住房条件，但没有这个经济实力，通过合作建房也许可以实现这个目标。” ……[详细内容]

   首先，合作建房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是法律地位不明确；“不明确”直接影响到拿地资格、银行贷款、建设资格以及最终房产证的取得。“国家及天津市对合作建房是允许的，没有特殊规定，即没有禁入门槛。说这是非法的说法才真正是非法的。”刘革学这样解释个人合作建房在体制上的尴尬。但在刘革学感动“天津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开明”的同时，也不得不承认法律的不明确带来的政策风险和模糊。“目前各地政府部门对个人合作建房的要求不尽相同。在温州，以个人名义拿地是不被允许的。在天津，个人合作建房虽然在法律上是合法的，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存在障碍。”这个“障碍”首先反映在“土地”上。 ……[详细内容]